从杭州到成都,一二三线城市被重新定义?

媒体聚焦西部城事2018-12-30 12:19

从杭州到成都,一二三线城市被重新定义?

在区域经济领域,即将过去的2018年,发生了不少值得讨论的事:


二线城市开启抢人大战,郑州、西安、杭州、青岛即将迈入千万人口行列,地铁大基建时代来临,国家中心城市扩容(西安),强省会战略加强,中西部人口回流……


可能很多人不认同新一线城市的说法,但如果梳理这一年来的变化不难发现,在区域经济领域最亮眼的城市,恰恰是这些新一线城市。


比如成都,前三季度经济总量首破万亿,世界城市排名仅次于北上广深,基于互联网的城市营销赚足了流量;


再如杭州,数字经济的高地,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全国首屈一指,2015年到2017年,杭州新增常住人口分别增涨了12.6万、17万、28万。


不在新一线之列的二线城市贵阳,大数据产业也如火如荼。它们的风头,甚至盖过了一线城市。


从杭州到成都,一二三线城市被重新定义?

来源:21世纪经济报道


值得一提的是,哪怕是上海,今年喜提进博会、科创板等多项政策礼包,但11月的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也都是负增长,同样负增长的还有北京。


此外,传统的外贸城市广州,前三季度出口降幅达到10.8%。


一线城市低迷,二三线城市亮眼,另一个观测纬度是“逃回北上广”结束。之所以出现这种倒挂局面,是因为数字时代到来后城市竞争的逻辑变了。


01

城市竞争逻辑的历史流变


决定城市竞争和发展的要素,无非政策、资本、技术、人口、区位等等。


工业革命前的城市,大多数都是商贸之都,商贾往来,络绎不绝。比如唐代的长安,它是都城,也是全国性的商业中心,商品集散地。


另外像扬州,虽然不是政治中心,但处在京杭大运河与长江水道的交点。“堆金积玉地、温柔富贵乡”,说的就是江南富庶的商业文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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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江南,来源网络


工业革命之后,城市竞争的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,中心城市功能不再局限于商贸,所谓“无工不富”,工业不仅是经济的基础,也是城市发展的地基。


这个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工业城市,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,中国的重庆、天津等,都可以算作代表。


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,城市类型还可以继续细分,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也逐渐扩大。


比如采矿技术的升级,催生出一批资源型城市,像大庆、攀枝花等,都属于先有矿产再形成城市。山西大同等“先城后矿式”城市,矿产资源的开发,促进了城市大发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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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炭城市,来源网络


交通层面,全球贸易加速了诸多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;火车和高铁对城市的拉动作用,更是不言而喻。


俗话说,“火车一响,黄金万两”,典型如河北石家庄、河南郑州,包括湖南株洲都算得上是“火车拉来的城市”。


政策的影响力也不可不提。


北京,政治中心角色,战略地位摆在那里,下限不会低;雄安新区,疏解首都职能的政治功能型城市。另外,东北老工业基地,同样曾担纲边防任务。


在《中国城市竞争激荡四十年:谁在崛起?谁在没落?》中,西部君曾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强弱格局的变化,不管是经济重心南移,还是资源型城市衰落,从中也能看出竞争逻辑的变化。



最直观的表现是,随着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内陆进行产业迁移,各重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
从杭州到成都,一二三线城市被重新定义?


关于这点,“元淦恭说”曾提到,2008年,中国主要城市的首要经济支柱大多是制造业,全国GDP二十强城市,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的,只有京沪穗深和武汉;等到2017年,二产高于三产的,只剩下宁波和佛山两个。


千禧年之前的北上广深,是名副其实的工业重镇,但目前它们的定位都发生了变化,更具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新产业、新经济成为主导。


比如今天提到上海,首先想到的,不会再是已经外迁的工业或者制造业,而是金融中心,或者时尚之都。标签的变化,对应着竞争逻辑的改写。


02

一二三线城市被数字科技重新定义


不同城市等级的划分,过去更多是按照经济体量和人口总量来,但总的来说,划分和评价的维度在不断拓宽。


如果说前几十年的城市竞争,遵循的更多是工业逻辑,制造业主导;那么,随着互联网浪潮的全面来临,城市竞争将转向数字和科技的逻辑。


与传统的工业制造业不同,数字经济本身是很“轻”的产业,相关资源要素的流动,不会严格遵循从一线到二线、从东南沿海到内陆的差序格局。




举个例子,阿里开启电商模式后,优质商品的配给不再根据城市等级来,这给二三线城市提供了生活品质升级的机会。而消费是又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,为城市发展提供动力。


2009年第一个天猫双11时,新一线城市成都消费能力勉强跻身十强,但2012年就升到第四,直逼一线城市。


现在提到成都,可能想到的是消费之城,新零售之城。数字春熙消费节上的科技感和潮流感,这是它的新标签,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
可以这样说,一二三线城市正在被数字科技重新定义。


最典型的是杭州,阿里的总部所在地,数字经济第一城。163家上市企业中,数字经济领域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,经济贡献率超过50%,称得上这个领域绝对的一线城市。


从杭州到成都,一二三线城市被重新定义?

贵州数博会,来源网络


没能入围新一线的贵阳,哪怕工业底子相当差,在二线城市中经济体量近乎摆尾,“大数据中心”、“中国数谷”,这种争做全国第一的野心,在过去四大一线城市打天下、包揽全国各类“中心”的体系下,完全不敢想象。


但这两年的贵阳,已经成了大数据产业的高地,汇集了中国移动、联通、电信三大运营商的南方数据中心。


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,2016年蚂蚁金服发布2015年支付宝用户的全民账单,结果贵州的移动支付笔数占比,在全国排名第二,达到79.7%,比北上广深都要高。


科技巨头也乐于将阵地下沉,比如阿里、腾讯将西南总部安在重庆;阿里的自由贸易港总部落户海南,和福州开展战略合作,打造“数字中国”样本,等等。


互联网+政务更不用说,以杭州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,几乎将北京甩开了一个身位。与此同时,100多个城市进入刷脸办事时代,一二三线城市公共服务水平逐渐拉平。


如果你去各式各样的城市类榜单,一定会发现,北上广深垄断排行榜榜首的格局,早就不复存在。


这意味着什么呢?一二三线城市被数字科技重新定义,二三线城市弯道超车,“干掉”一线城市的机会越来越多。


03

二三线城市迎来最好的时代


二三线城市弯道超车,人口流动趋势是最直接的证据。


京沪人口出现罕见的负增长。与此同时,那些曾经占领全国的四川人、安徽人,逐渐回到户籍所在省省会寻找就业机会,人口回流成为大势所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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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城市战争


这种回流有产业转移的因素,但又不全是产业转移的结果。可以说,正是数字和科技填平了不同等级城市间的沟壑。


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之下,出行半径不断扩大,形成大都市圈体系,一线城市部分功能向周边二三线城市转移,城市群内部开始一体化,互动成本降低。


比如在此前的《这是我不留在小城市的全部理由》中,西部君曾提到,借助支付宝首创的技术,长三角地铁一体化,互认二维码,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被科技打通。


享受一线城市的基础设施,付出的可能只是二三线城市的消费成本,数字经济带来的是全新的生活体验。苏州买房安家、上海工作的职住分离群体,越来越多。


有科技赋能,简政放权也得到了解决——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提智慧城市建设,或者打造数字政府。短短半年内,渝快办、闽政通、赣服通、江苏政务、粤省事等集纳各类政务服务于一体的小程序,接连上线。


数字政府的模型,既是为了提高管理效能,也是基于便民考虑。如此前北京、成都、广州、杭州、合肥、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武汉、西安,入选了支付宝首批“十大不跑腿城市”。


从杭州到成都,一二三线城市被重新定义?

来源网络


大城市更公平、小城市关系网盘根错节的分野被打破。至少在数据化管理方面,成都、杭州、西安等二线城市,完全有跟一线城市抗衡的能力。


高房价、物价,冰冷的人际关系,就生活品质而言,资源更集中的一线城市,失去了绝对的竞争优势。


点线面,单点城市到省域联通到区域一体化,不仅是政务,还有出行。我们不妨畅想下,未来的长三角和粤港澳城市群,可以像乘地铁一样刷乘车码乘坐城际高铁轻松穿行。


电商、物流、大数据,二三线城市举着“智慧型城市”、“移动支付之城”、“码商之城”的崭新招牌,将天南海北的客人吸引到大门前。


用西部君此前的论断,从成都到杭州到贵阳,二三线城市正在迎来最好的时代。


当然新经济的产业周期更短,不需要工业时代那样漫长的产业准备期,这既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可能,也意味着城市间的竞争将更加惨烈。


物流更加便利,市场要素的迁移成本,前所未有的低。在“干掉”一线城市的同时,被“干掉”的概率也大大增加。


二三线城市要占领高地,还要守住优势。将发展资源牢牢据为己有,不会是件容易的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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